关于北京白癜风的治疗 http://www.ykhongye.com/m/
（本文源自年9月4日直播“对话刘震云”）
文章转载自老俞闲话
俞敏洪：大家好，我旁边的这位老师，大家一定十分熟悉——中国著名作家刘震云老师，很多人肯定都看过他的书和改编的电影，比如《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我叫刘跃进》等等。最早被拍成电视剧的是《一地鸡毛》，讲的是一个人从青春靓丽、雄心壮志的状态到最后陷入平凡琐碎生活的过程，这应该是我们大部分人的宿命。电影《一九四二》很多人看了以后都觉得非常震撼，当时我也专门去电影院看的，感受到了人们在极致生存条件下的一种挣扎。
本来我今天想问问刘震云老师如何才能写好一部小说，因为我高中那会也写过中篇小说，但我估计这个话题他能讲上一天一夜。刘老师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刘震云：大家好，我是刘震云，今天特别高兴能来到俞敏洪老师的直播间。我跟俞老师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我们都是农村孩子，从小都干过农活，而后还上了同一所大学，甚至还住在同一个楼里，但那时候我俩不认识，虽然可能曾经在楼梯上碰过面或者曾经在同一个食堂吃过饭。俞敏洪：甚至排队吃饭的时候都可能是一前一后，我听过你在北大买锅塌豆腐的故事。刘震云：也有可能排在前面的俞敏洪老师打光了所有的锅塌豆腐，所以轮到我的时候就没有了，然后俞老师回头看了我一眼，这一眼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一方面他觉得自己很幸运，另一方面他还有点幸灾乐祸，心想怎么到你这就没有了呢？俞敏洪：刘老师是年进的北大，我是年进的北大，当时北大学外语的学生和学中文的学生都住在同一栋楼——北大32楼。这栋楼给我们的人生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记，但现在已经被推倒了。他们后来把砖卖给了原来住在这栋楼里的校友，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向你推销？反正他们向我推销了一块，这块砖现在还在我家里放着，据说后来他们用卖砖的钱又建了一栋新楼。
当时的北大32楼总共有四层，中文系男生住三四层，外语系男生住一二层，所以中文系一直压在我们头上。我记得我住的是厕所对面，被迫闻了四年厕所的味道，你那会儿应该住在四楼？
刘震云：我是住在四楼，但我也住在厕所对面。俞敏洪：那差不多是你一直踩在我头顶上。刘震云：俞老师还是比我有远见，当时我上的是中文系，他上的是西语系，在我记忆里，西语系的女生是北大最漂亮的。俞敏洪：确实是，不过倒也不是因为真的外表漂亮，可能是因为气质不同。80年代初，学外语的女生一般都是城市出身，很少有农村出身的女孩能够在高中把英语学好并且考到北大外语系来。我们班当时总共有20多个女生，其中十几个应该都是大学教授或者领导的孩子，她们从小就生长在比较好的家庭环境中，不用像我们农村人一样天天晒太阳，所以就显得白白美美的，大概是这么一个原因。你在北大有没有追过外语系的女生？刘震云：没有，因为你们当时都说英语，但那会我的英语是一种verypoor的状态。刚才俞老师这段话是在表扬自己，因为他说上西语系的同学一般都是城市出身，都是有文化的家庭出身，但俞老师是个农村孩子，他能考上西语系就确实非常不容易了。我是78级，那会考学的人基本上都是在社会颠沛流离过来的，所以英语都不太好。俞敏洪：你考大学的时候考英语了吗？刘震云：没有，可能到你那一批才开始有英语。俞敏洪：对，到我这一级，英语已经变成统考了。刘震云：如果当初我考到了西语系，是不是对我当下的写作会更有好处？俞敏洪：那中国就会少个大作家。你是正规北大中文系毕业生，但你的一些作家朋友，比如余华、莫言、麦家都没有上过大学，而且在中国上过大学以后成为大作家的好像也不多，倒是像梁晓声这样的，他们在上大学以前小说就已经写得很好了。所以你觉得成为作家这件事跟上大学有关系吗？我个人认为好像没什么关系。刘震云：可以说没关系，也可以说有关系。大学肯定不培养作家，但上不上大学对于作家写作生涯的长短有着致命的意义。大学的概念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真实的大学，比如北大、清华或者人大；另一种是社会的大学，随时随地都是大学，像孔子说的“三人行必有我师”“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所以有时候社会的大学带给你的东西并不比正规的大学少，主要还是看个人的感悟力。孔子评价弟子颜回，他说颜回这人最大的特点就是“闻一知十”，你跟他讲一个事他能明白十个事；“不迁怒”，他从不把自己的过错迁怒于他人；“不贰过”，他不会重复犯同一个错误……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在社会的大学里其实也能学到很多东西，比如像我的作品目前已经翻译成了近30种语言，当我跟随这些文字走到不同国度，我也能学到很多东西，因为不同民俗下的读者对于相同的作品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就会带给我很多启发。学问存在于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所以每一个角落都是大学，但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严格的培训还是很有好处的。
我到现在都记得，上北大中文系的头一天，系里面开会，老师开宗明义地说，“中文系是不培养作家的，中文系是培养指导作家的”，比如理论家、文学评论家等等，培养的是文学方面的引领者。当然我有悖老师教诲，成为了一个作者，但我深刻体会到了老师说的“中文系是不培养作家的”这句话的内涵，而且我发现上不上大学、读不读中文系，对一名作家未来的写作生涯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方面。
大学当然培养不了作家，但大学可以帮助一个作家更好地向着“学院派”的方向发展。我曾经有一个观点：真正的好作者一定是“学院派”，这个“学院派”指的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方面的造诣，它代表的其实是一个目光、一个视野。比如我是一个农村孩子，如果我一直在农村写作，那我有可能会从自己的情感角度出发去从事写作过程，当然这样产生的作品也可能会写得非常好，但它一定达不到一种更深层次的思想认识。
我曾经说过，从一个村庄来看一个世界和从一个世界来看一个村庄，这种角度的不同可能会造就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作家，比如鲁迅先生和与他同时代的乡土作家之间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很多乡土作家是从一个村来看这个世界，而鲁迅先生是从一个世界来看这个村，所以他才能写出阿Q、祥林嫂、孔乙己这样的人物，他已经超越了题材、超越了生活范围。
我曾经有一个观点，我认为文学的底色一定是哲学。因为我是一个职业作者，看过很多中外文学作品，这些作者确实能分为两类，一类是他一辈子就只有一个好作品，其他都不行；另一类是作品开头写得很好，但中间就塌下去了，最后结尾比中间更塌。原因是什么？有可能有很多原因，比如缺乏生活，不是让你去体验生活，而是生活朝你扑面而来。刚才我们吃饭的时候，大家都在讨论疫情，但我觉得大家疫情期间都不缺乏生活，大家缺乏的是什么？一定是文学之外的东西，所谓的“工夫在诗外”，说的是如果你只懂文学，那你肯定做不好文学；如果你只懂新东方，你一定做不好新东方。所以如果要想成事，最重要的其实在于你对文学和新东方之外的东西知道多少，其实就是你的思想和认识到底有多广，而思想和认识是靠书支撑起来的，有时候是一本书，有时候是两本或者三本。
现在我们所处的客观环境逐渐变得陌生，所以主客观之间关系的讨论是当下一个非常大的哲学问题，从我的观点来说，主观一定是要随着客观一起变化的。比如我在写作的时候，如果我觉得我现在写的作品驾轻就熟，那这个作品我一定不会再写了，因为它一定是在重复自己，重复别人可能是一种学习，但重复自己一定是一种倒退。我写完《一地鸡毛》之后，很多人都说你其实还可以再写《一地鸭毛》和《一地鹅毛》，但如果我这样写下去，很可能会形成一种风格或者一个流派，要知道风格和流派是最害作家的，所以我不会这么做。那么究竟如何才能把下一部作品写好？我写这个作品的时候要觉得它对我来说是非常陌生的，写的时候不能是驾轻就熟而是要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只有这时候才会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因为一个山头爬过了，你接着再往上爬，那是相同的路，如果这时候出现了另外一个山头，你从来没爬过，你爬这个山头的时候，一定不知道周边的环境、不知道你要到哪里去、不知道爬到山顶是什么样子，这时候就是一个全新的开始，这座山最大的好处就是让你突然调整了方向。
我觉得调整方向非常重要，比如写完《一地鸡毛》之后，我接着写了《温故一九四二》。它和《一地鸡毛》是完全不同的题材，然后我再写《我叫刘跃进》，这和其他作品也完全不同，然后再写《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一直到现在的《一日三秋》，我觉得变化对于一个人来说是非常非常有用的，因为客观变化可能会带来主观上的提升。困难是自己最好的朋友，因为出现困难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新的台阶在等着你，关键你怎么踏上这个台阶以及踏上台阶得过程中你心情究竟怎样。说白了就是做这个事你非常不习惯，但这个不习惯是非常非常好的东西。
俞敏洪：提到颜回他们跟着孔子，相当于现在的博士生跟着导师，但现在很多人都觉得只有上大学才是真正的学习，当然上大学确实对人的发展有好处，但很多人上完大学后，他的学习也停止了。比如《一地鸡毛》中的小林，他在人生之花还没有开放的时候，就已经陷入到了各种无穷无尽的琐碎之中，以至于他忘了自己要学习、要进步。我想问，在现代信息技术这么发达的情况下，即使有的人没上过大学，是不是也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跟上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刘震云：没有问题，学习就是每时每刻。我有一个习惯，我特别爱坐在街头，不管是在北京、广州，还是在纽约、伦敦、巴黎，我能在街头坐两三个小时。当然这跟坐在教室里是两回事，坐在教室里是老师讲课你在听，但坐在街头是没有人给你讲课的。俞敏洪：是作为一个小说家去观察生活吗？刘震云：没有那么功利，我是单纯觉得这件事有意思。成千上万的人从你面前走过，你谁都不认识，他们每个人长得都不一样，怀揣的心事也都各不相同，每个人的个性、信仰、所处的社会形态统统都是不一样的，有时候一个人走着走着突然就笑了，我就会想他在笑什么，会感同身受。比如在巴黎塞纳河旁边有一座关于爱情的锁桥，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妇女坐在那里哭得特别伤心，她哭得太投入以至于忘记了熙熙攘攘的人群，虽然我不知道她在哭什么，但一定是她跟这个世界产生了某种她自己无法调和的状况。看了这些之后，你会觉得这个世界还有太多需要你去理解的东西，所以有时候陌生是非常重要的。但凡好的作品都是与众不同的，这种与众不同一定超越了写作本身。比如唐诗，写得好的那些句子一定有哲学的成分在，就像白居易写的《卖碳翁》，“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碳贱愿天寒”，这其实就是哲学，他自己穿得很单薄，但他却依旧盼着天能更冷一点，因为这样他的碳就能卖得更好一点；李太白写的“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也是哲学，今天的人没有见过唐朝的月亮，但唐朝的月亮肯定照到过俞老师和我。
《一地鸡毛》其实也有一定的哲学成分在，比如小林在大学毕业后经过不断的磨练，慢慢把自己这么一个有棱角的石头变成了一块光滑的鹅卵石，逐渐适应了日常的生活，但这只是一个较浅的层面。更深层次来说，小林在生活中是不断学习的，他在这个学习过程中意识到了一个问题：在这个世界上，究竟什么对于自己才是最重要的。你现在看CNN和BBC，觉得八国首脑会议很重要，但小林却认为他们家一块豆腐馊了比八国首脑会议更重要，我觉得这是撬动《一地鸡毛》最关键的一个思想支点。当然现在“一地鸡毛”变成了一个成语，形容一个事乱七八糟。
俞敏洪：我老用“一地鸡毛”这个词，这是你创造的词。刘震云：俞老师，你要付版权费，你一定要有这个意识。《一地鸡毛》刚出来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开创了一种新写实的写作流派，当然也有一部分读者不这么认为，其实怎么说都对，这个世界上很少有对和错之间的争论，更多都是对和对之间的争论，无非是大对还是小对。俞敏洪：就是因为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对的，所以大家才会去争论。
刘震云：其实上学的时候我的数学比语文好得多，我一个没毕业的高中生，在部队当兵的时候就已经自修了微积分，当时领导过来跟我说，小刘，你这看的是天书啊？所以我考大学的时候，他说你是不是语文特别好所以才能上北大中文系？我说恰恰相反，我是数学好。因为那时候我们这些78级的，经历了太多颠沛流离，当时我们班大一点的同学都已经30多岁了，家里都已经有两个孩子了，所以他数学能考个7、8分就不错了，这样一比，我的分数肯定就高一些，分满分我当时考了89分。俞敏洪：当时我进北大看见了许多大叔级别的人物，结果发现他们跟我一样都是本科生。你上北大的时候也已经20出头了？刘震云：20。俞敏洪：我看你的履历，发现你14岁就去当兵了，原则上14岁是进不了部队的，你是怎么进到部队的？为什么你会想当兵？刘震云：农村孩子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是不能考大学的，那时候农村孩子最好的出路就是当兵，因为当兵以后可以提干。俞敏洪：而且当工人也没希望，当时只能是城里人当工人。刘震云：是，所以当兵对我来说非常重要，虽然那会年龄还没到，但个子已经长得差不多了，我外祖母为了让孩子当兵，就给村支书提了只老母鸡。我心想，反正都这样了，那就当兵吧。俞敏洪：你们村上总共有多少人？刘震云：我们村是河南省新乡市延津县王楼镇老庄村，老庄村又分东老庄和西老庄，东老庄可能有多口人，西老庄有70多口人，我都认识。俞敏洪：那差不多，我们村是80个人。刘震云：当兵的时候，我在河南新乡第一次见到火车，那时候都是蒸汽机，天桥上一列火车开过来，从火车里下来成百上千的人，然后又上去成百上千的人，我不知道他们从哪来，也不知道他们要到哪去，这又是一个哲学问题。俞敏洪：你那时候就已经有这样的思维和震撼了？刘震云：特别大的震撼，这么多陌生人在这个世界上来来往往，我以前根本不知道有他们的存在，他们到底在干什么？这种陌生给了我前所未有的震撼，当时我都流泪了。俞敏洪：你好奇怪，不过这也印证了你天生就要探索陌生人的世界和命运。刘震云：当时没有这样想过，只是突然觉得这个世界怎么那么大。然后排长就过来问我，小刘，你是不是想家了？我没法给排长解释这种复杂的情绪，他们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这样的哲学问题我解释不清。我就说，排长，我看到咱们当兵的第一顿吃的都是白馍，我怎么能不想家呢？当然，一开始说的是去兰州当兵，我心想兰州是一个大城市啊，但火车到了兰州并没有停，而是继续往西开，又开了一千多公里到了酒泉，我说酒泉也行啊，结果又没停，换了一列火车又往北开，就到了现在发射航天卫星的那个地方，在大戈壁滩上。俞敏洪：你那时候是所谓的航天发射部队？刘震云：对，但我是站岗的。俞敏洪：站岗的很重要，没有站岗哪有安全？刘震云：我不是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的形象大使嘛，他们那个大使会客厅就像老俞闲话这直播间一样，我跟他们说，别老弄些作家来跟我对话，我说能不能请请各行各业的大咖？然后有一天，他们就把上过天并且刚回来不久的女宇航员给请来了，以前是刘洋，现在是王亚平。我和亚平谈了谈天上地下，文学和天空之间的关系，我就跟王亚平说，其实我原来在你上天的那个地方当过兵，全是大戈壁滩。我们排长是个哲学家，他就领着我们参观，他说你别看现在这是戈壁，几万年前它就是大海，现在这下面都是鹅卵石，这种变化沧海桑田。俞敏洪：他竟然知道这些，那时候你对排长说的话就已经有所感悟了？刘震云：没有，那会怎么可能会有。现在回头再想那段日子，确实生活的非常艰苦，我当兵那个地方没有青菜，天天就吃土豆，土豆炒午餐肉，因为土豆从内地拉过来不容易变质。所以现在有时候涮火锅，他们说你吃点午餐肉，我说我确实吃够了，他们就说，哎呦，你从小生活条件不错啊。俞敏洪：在那个年代能吃到午餐肉确实不太容易，我进北大以后才第一次吃上午餐肉。
俞敏洪：你在部队呆过这么久，怎么没看到过你写军旅题材的小说？刘震云：我写过，很早的时候出过一个中篇叫《新兵连》，《新兵连》对我的写作生涯来说还是很有转折意义。我当时把写作的重点放在了构建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上，因为谁都能把一段感情或者一个思绪给写好，无论是用华丽的辞藻还是质朴的语言，大家都能达到。但要是真的想要达到一个高度，写作的重点就一定要放在结构上，故事结构、人物结构，特别是故事结构和人物结构背后的道理，比如我在《新兵连》里写到，第一顿饭我们吃的是羊肉排骨，那个羊肉排骨炖得扯扯连连的，甚至还露着红肉，但农村孩子觉得特别好吃。这时候有个叫李胜的新战士，他看见排长没吃，就以为排长是为了让我们吃上羊肉排骨所以自己在挨饿，那按照村里人的习惯，既然你舍不得吃，那我就把我的菜给你，所以他就把自己吃了半盘子的菜倒在了排长的盘子里，然后跟排长说，吃吧！排长说你怎么把这种剩菜倒我盘子里？然后把盘子给摔了，说李胜你要干什么？当时李胜就哭了，我安慰他说排长确实做得有点过分，他说我哭不是因为排长恼我，我恼的是排长恼我的时候，我们村有几个人在那里偷偷笑，这就是我一开始人物关系的结构。俞敏洪：我发现你小说里或多或少都有这种底色，表面上引发这件事情的因果关系和实际引发这件事情的因果关系并不相同，有时候你甚至会把这种关系套个三四层，所以有人说你写的东西有时候比较绕，绕到最后也有点荒诞，你对自己的写作风格是如何界定的？刘震云：其实不是我绕，是生活本身就非常绕，我只把其中的1/10给写出来了。在现实生活中一件事情的发生，背后涉及到的影响因素其实非常广泛，表面上看，这是一件简单的事，但实际上它的背后一定是一个综合因素的结果，而在这个综合因素里它又有一个变化的链条，这个链条中蕴含着太多哲学问题，所以就会由一件事变成另外一件事，然后变成第三件事、第四件事，最终才导致了这件简单事情的发生。但大家在争论的时候总是停留在问题的表面，把背后的三四五全都忘了，所以在《我不是潘金莲》里才会出现这种从一个芝麻变成了一粒米，再从一粒米变成了一个西瓜的情节。一个蚂蚁怎么就能变成大象？因为所有的因素都不可控。这是生活的一个逻辑，而且这个逻辑背后是深层的哲学原因，但有时候我们在生活中体味不到这背后的东西，这时候就不得不说文学的作用了，文学是生活的反映，恰恰是在生活停止的地方，文学出现了。举个例子，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他的笑、他的话术、他的心术等等，其实都是生活的范畴，而当我们看到这些生活的范畴之后，我们会产生一系列问题，比如他为什么哭了、为什么又笑了，这些问题其实就是我们对于生活的反映。很多时候我们在生活中思考得并不会那么深入，因为生活中大家太匆忙了，你追赶着生活，生活也追赶着你，这时候只有文学能够帮我们把背后的这些认识和思想一点点揭示出来，所以并不是我非要把作品写得多么拗口，其实是生活本身就很绕。俞敏洪：我估计你的这段解释，大家已经被绕进去了。我比较同意你的观点，有时候人生是被生活绕进去的，表面上我们能决定自己生命的方向，但实际上这个选择的背后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不管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它都在推着你不自觉地往某个方向走。比如刚才说北大中文系不培养作家，是培养指导作家的人，但最后你却变成了一个作家，这里面就涉及到了你个人抉择的问题，而这种抉择背后可能还有某种外在或内在的原因，一些你从来没讲过，我们也从来不知道的原因。比如是不是因为你喜欢上了一个女孩？还是因为生活缺钱？或者说你不把心里的感觉表达出来你就始终无法放下？所以你写作是因为这些原因吗？刘震云：不是的，如果仅仅是因为生活中的一个人、一件事、一段经历，或者是自己的爱好来从事写作，那一定走不远。我写作的一个特别根本的原因在于，我在生活中其实不是一个爱说话的人，我的作品里，不管是《一地鸡毛》里的小林，还是《一句顶一万句》里的杨百顺，包括《一日三秋》里的明亮，还有《温故一九四二》里面的万灾民，他们都不大爱说话，不是因为他们没话，而是因为他们就算说了也没用，那干脆就不说了，这些话慢慢压在心底，最后就成了心事。大街上走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事，万千的心事汇集成了一个洪流，而这万千心事的洪流恰恰是推动生活和历史发展的动力。生活中很多时候大家说话都是笑语欢声的，比如大家在一起吃饭、喝酒等等，这就导致了你们的谈话没办法进入到一个深层次的领域，所以对于生活的反映就会比较少。俞敏洪：我觉得只要有三个人在，谈话就深入不了。刘震云：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哲学观念，我特别同意，就是“三人行必有我师”，但三人行谈话就不深入，两个人可能会深入，但在生活中不一定能找到谈得来的，这时候文学就派上用场了，《一句顶一万句》里面的杨百顺，还有李雪莲、明亮以及那万灾民，他们永远都在那等着你，你们能共同把一件事说得那么深入、动情，还可以一起哭、一起笑，这种体验是非常深刻的，而且这个深刻有时候可能还会成为你写作的一个特别大的动因，但这个深刻不光是哲学方面的深刻。
他们说，我总说文学的底色是哲学，难道你要把文学写成哲学吗？我说错了，哲学停止的地方，文学就出现了。哲学是要努力把这个世界说明白，不管是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克尔凯郭尔、萨特，还是孔子、庄子等等，他们这些哲学家都想把这个世界说明白，但生活中能说明白的事情和道理，仅仅占1%，99%是说不明白的，比如人的情感。所以连哲学都说不明白的事谁来说？文学。
有人问我，《一句顶一万句》《一日三秋》写了多长时间？我说其实写了多长时间不是最重要的，想了多长时间才是最重要的。还有问怎么才能找到支点？就像我刚才举《一地鸡毛》的例子，你只看表面的话会认为这个想法很对，但你仔细思考之后会发现它是不对的，当然它也对，但总有一个更对的，所以思想的支点更重要。就像阿基米德说的，“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动整个地球”，其实就是在强调思想的支点是非常重要的。这种思想的支点，无论是对民族来说，还是对作者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俞敏洪：你写小说的时候，大量场景是放在村庄或者村庄的老百姓身上，所以我认为，你是在通过描写生活中最普通的老百姓，来寻找生活中的哲学和逻辑，并且想要去陈述这种逻辑中的某种荒诞性。你的小说很多都是基于你的家乡延津来展开写的，现在全中国人民都知道延津了，你是站在什么角度来写村庄和村庄里的人物的？是站在哲学的角度、世界的角度，还是站在一种悲悯的角度，亦或你只是想用你的笔法把生活本身的荒诞和偶然呈现给大家？刘震云：俞老师提的问题非常深入也非常专业，站在一个村庄来看这个世界和站在这个世界来看这个村庄确实写出来的东西是非常不一样的。比如写延津，你写它的风土人情，包括街上来来往往的人，包括写杨百顺、牛爱国、李雪莲、明亮都没问题，这样就是一个乡土小说、地域小说，有很多这样的乡土作家写的都很好，但这种作品一定不会是特别顶级的作品。真正顶级的作品一定是得体现在内容结构上，一定是得真正地站在世界看村庄，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这时候往往就需要一个介入者。
《一句顶一万句》现在已经被译成了30多种文字，我到各个地区做推广的时候，发现那些读者都特别喜欢《一句顶一万句》里面的一个介入者——老詹，就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到延津来传教的一个意大利神父，如果没有老詹这个介入者，这个作品结构包括人物结构就会非常不一样了，因为老詹的到来搅动了延津静态的生活，出现了世界跟延津的量子纠缠，这个时候延津就成了世界，世界就成了延津。他刚到延津的时候20多岁，意大利人的名字特别长，詹姆斯西可马希罗……有20多、30多、40多个字，因为他们起名字的时候，会把他爸妈的名字搁上，把他爷爷奶奶的搁上，要是正好碰上他三姑来了，还得把他三姑的搁上，四姨来了也得搁上，这不就长了吗？延津人说你名字太长跟你说话太啰嗦，说之前先得叫半天你的名字，你第一个字是什么？詹姆斯的詹，那就叫你老詹吧。来的时候老詹的眼睛是蓝色的，但黄河水喝多了就变黄了。
俞敏洪：这个描述让我印象极其深刻。刘震云：本来来的时候鼻子是长的，结果老吃羊肉就成了一个面团，40年过去，从背后看跟一个卖葱的老头没什么区别，慢慢地老詹也学会了抽旱烟，有一天他就跟一个杀猪匠老曾在黄河边上碰着了，他就劝老曾，老曾啊，你信主吧。老曾按照中国人的想法就是，信主有什么好处？老詹说，你信了主你就知道你是谁，你从哪儿来以及未来要到哪儿去，老曾说我不信我也知道啊，我是老曾，从曾家庄来，到各村去杀猪。这下反倒把老詹说服了，说你说得也对，但你不能说你没有忧愁，这是一个世界命题。老曾说,对，是人都有忧愁。这时候老詹又说，有忧愁你不找主你找谁呢？主马上就能让你知道你是个罪人。这下老曾急了，我跟你的主见都没见过，怎么错都怪到我身上来了呢？所以老詹这40年的传教成绩非常差，就8个徒弟，他只能住在和尚废弃的破庙里，每天晚上要给菩萨上柱香，说：“菩萨，保佑我发展一个天主教教徒吧。”俞敏洪：这就有点黑色幽默和荒诞的味道了。刘震云：老詹的介入把延津的一切都搅动起来了，包括分子、量子、生活细节等等，这样推拉的结构对于写作来说是特别重要的。俞敏洪：是不是可以这样推断，《我不是潘金莲》中，李雪莲是因为告状这件事情把村庄与她的个人命运和外界进行了连接，而刘跃进是通过到城里打工这么一件事，把自己的命运跟外界和时代结合起来了，是这样的概念对吧？刘震云：对。俞敏洪：你书中所有人物的命运都是被某种偶然事件所影响，并从此展开了千奇百怪的命运，刘跃进是因为丢了一个钱包，李雪莲是因为假离婚，后来事情套事情，这个人物的命运就被迫在波涛汹涌的生活中荡来荡去。你书中的人物更多是作为一个真实的人出现在读者面前，他们既有善良的一面，也有狡黠的一面，既有为自己命运抗争的一面，也有放弃自己的抗争随波逐流的一面。你好像从来不写可以左右自己命运的人物，比如你的第一本小说《一地鸡毛》，主人公小林从想要掌控自己的命运、寻找生活的美好，到最后被裹挟到生活的琐碎中去，并且在琐碎中悟出了自己认为的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一块豆腐。为什么会有这种人物设定？是你从内心产生的对这些小人物的悲悯情怀，还是你只是想通过这些人物的命运来把生活中的荒诞展现出来？刘震云：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哲学问题，它涉及到了偶然和必然的概念。其实世界上所有事都是偶然发生的，比如为什么我们今天会进行对谈？其实是因为我跟俞老师通